2022-06-30 21:53:51
淝水歌
淝水凶涛涛，百步一尺遥。
风声惊鹤唳，六师拔阵逃。
从此南下计，落魄自北漂。
真为大一统，败也一英豪！
拓跋珪克燕记
夜幕连天起，
火烧六军营。
一鼓强击下，
再聚克骄兵！
十六国歌
晋主失天道，骤起十六国。
大奸比大恶，号为一时枭。
称王成一统，八方义军到。
都言乱中华，谁道有圣朝！
一 南北朝之前的战略形势
西晋是中国统一王朝中除秦朝和隋朝外国祚最短的一个，而三者灭亡之具体原因各有不同，但统治暴虐、。从对外战略角度来分析，西晋之所以成功统一中国的原因，笔者以为，在于相对（而不是绝对）战略权势的强大。虽然从内部看，西晋王朝自开国君主司马炎开始即行奢侈浮夸之风——晋武帝时石崇斗富之事即为一典型，由之而导致的权贵生活的腐朽糜烂成为常态，，，。但外部情况是，首先，东吴已成强弩之末，主暴臣懦，军事废弛，民无依附之心，东吴亡国之机已现，再者，周边蛮族此时仍忠于被公认为是中原正统王朝的晋朝。在这样的内部战略权势对比之下，西晋之统一实乃势之必然。引喻失义，就如同上世纪中叶解放军一举攻破长江天堑，蒋军逐出大陆，此乃势所必然也。西晋就在这样“一派祥和”之下统一了天下。
而上文已有言在先，西晋内部已严重溃烂——也许是自东汉以来的玄学、清流、浮夸之风蔓延开来而影响士林和统治阶层久矣，举世皆奉行奢侈享乐而无实用于天下社稷。这就给了潜藏的野心家提供了施展弄权内斗的舞台。此后，经历了贾后乱政、八王之乱而最终酿成了永嘉之祸的西晋形势危急——且在八王之乱时期，境外鲜卑、匈奴力量已经借勤王之名而染指中国内部事务，如此祸水袭来不可避免。此时，复兴或新兴的匈奴鲜卑等部族乘中原长时期动荡之际而力量渐强——要知道，历史上无数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中原王朝力量强盛时，则游牧民族无论如何不敢犯我边境，而一俟中原危急，它们必欲乘机攻劫而后快（而这一次经历了西晋内乱的大事变之后，历史就要被完全改写：游牧民族已不再满足于放马塞外时而掠边的流离生活，，最终形成建立自己的中原式国家的战略意图，且其意图最终大多接次实现，并和汉一起影响着后世历史的发展走向）。
在内外力量的战略与战术夹击之下，西晋灭亡，王室东迁（实际上是南迁，，故而曰“东迁”，后来的宋室再次南迁，史家干脆就称之为“南宋”，可见中国传统之渐已改变），各地方豪强和拥兵势力纷纷自立而建国：其中西晋时，氐族李雄建成汉（公元304年），匈奴刘渊建汉（公元304年，又称汉赵）；东晋时，羯族石勒建后赵（公元319年），鲜卑慕容氏先后建立前燕（公元337年）后燕（公元384年）西燕（公元384年）南燕（公元398年）北燕（公元409年），鲜卑秃发氏建南凉（公元397年），鲜卑乞伏氏建西秦（公元385年），氐族苻氏于长安建前秦（公元351），氐族吕氏建后凉（公元386年），羌人姚苌背前秦而建后秦（公元384年），匈奴沮渠氏建北凉（公元401年），南匈奴赫连氏建大夏（公元407年，，只是以其中主要者提及叙述而已）。而这些国家间相互征伐攻灭，其中，后赵灭前赵（公元329年），冉魏灭后赵（公元351年），前燕灭冉魏（公元352年），前秦灭前燕（公元370年）前凉（公元376年），前秦瓦解，裂为后秦、西秦、后燕、西燕（为同姓后燕所灭）、后凉，其中后秦灭后凉（公元403年），西秦灭南凉（公元414年），北凉灭西凉（公元421年），大夏灭西秦（公元431年），同时吐谷浑袭灭大夏（公元431年），至于南北朝分立之时，其他所立之国如成汉、南燕和后秦分别为桓温刘裕所灭（分别在公元347年、公元410年、公元417年），北凉、后燕及其分裂国北燕相继为北魏所灭（分别在公元439年、公元409年、公元436年）。
从以上王朝兴衰更替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发现，南北朝之初的中华地域内的战略形势，就是以袭成东晋王朝的刘宋王朝的南朝和兼并诸部族所建王朝而日益壮大的鲜卑族拓跋北魏的北朝的战略对峙为基本表现形式和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各地方割据势力力量演变的相对稳定的战略态势。我们需要对这一战略形势之形成的过程和原因做出探讨，才能更好地为南北朝之间各自对外战略的演进过程提供分析的素材和“样板”。
对外战略的基本“对内化”。整个两汉甚至到了三国时期，中华地域内始终以汉人及其所创造的文化——包括其由来已久的对域内也就是中原王朝所辖范围之外的诸势力（如两汉时期的匈奴汗国，三国时的鲜卑、乌桓部族、羌族至于东晋时期的匈奴羯氐羌诸民族所建立的中原化很深的王朝国家等）和对域外国家（如安息、大秦、大食等国）的外交战略，关于这一战略之内容和其历史之演变，前文已有述及，在此不做过多论述。而到了东晋时期，我们发现，形势竟大不同于以往：由以匈奴羯氐羌为主的“五胡”之力量日益壮大，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尤其是在东晋王朝挟统一之余威而自以为可以坐享荣华于万世之时，却因内部屡屡发生乱权干政内斗不休以至于兵变之事频仍，帝国国力大耗，元气大损。就在此时，前者之力量已转化为实际之权势，它们或以入境勤王之名——不论其意图之真假，最终之结果便是壮大自己的实力，或大肆掠边寇关如入无人之境而攫取王朝最后的一点财富和人民，它们或在晋室东迁之后继续互相攻伐，身死国灭殊为平常。中华地域内竟遇到了第一次大劫难——其恶劣之后果甚于以往任何时代（包括春秋战国时期，那时期发动的战事和和制定的战略是以最高程度的理性谋划而采取的行动，统一大业历经数百年而成即可窥其战略之理性和成熟之一斑）。如此，在西晋王朝失去的整个北方土地上，各部族间轮番登场，一方攻灭一方，不过数载甚至是同一年就被另一方所取代。在生死轮回的大乱之世，原先属于同一民族的部族之间也互相争斗，甚至同一姓氏的部族间的不同支脉也自相残杀，甚至还联合本来是战术上的甚至是战略上的对手以攻击对方。它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其实早已影响着十六国时期统治者们的“国际战略”思维。
因此，整个东晋十六国时期，中华地域内既无有居于完全战略主导之优势地位的力量，也无有能完全破坏这一力量对比状态之力量，统一的对域外国家的外交战略已失去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原先的传统的中原王朝对边境蛮夷部落的外交战略也已失去其意义。一个比春秋战国时代更复杂多变更残忍血腥的时代到来了。现在各战略权势所需要做的就是，通过兼并土地和人民，破坏和消灭敌对力量，保存和壮大自己的有生力量，以其他各方所不具有的战略眼光，实行由内而外由易到难的战略步骤，达到自己的现实和长期目标。而随着新兴的和更强大的力量的兴起，这一趋势也成为不可逆转的战略发展方向——南朝和北朝的姗姗到来即可以说明，以后的战略对峙和制定外交战略的权势主体，，我们在下文也不妨做一个对比）。这样，第一次多民族间的大混战使中华地域内既失去了统一的对域外的外交战略，也失去了制定对域外外交战略的实际意义。这是对外战略“对内化”，，既漫长又不失其精彩，既残酷又不掩其积极的意义，我们后人有理由也应有信心对其作出恰如其分的解读。
以上提出的对外战略“对内化”问题，是多民族的中华地域内力量对比之发展和演变的必然出现的一种历史现象，也是对中华传统的外交战略思想的破坏和再创新的过程。这一过程未必和平，这一过程未必短暂，这一过程未必符合所有人的期望（传统的保持对蛮夷民族的歧视和偏见的中原士大夫阶层尤其如此，宋及宋以后，就很难再看到这一现象，即使是汉人所建立的明朝也不会把蒙古、女真和西域的国家只当做牛马去驱使，事实上，它也做不到），但它所代表的历史趋势不可逆转，它所演变而来的新的外交战略思想对后来的隋唐盛世的出现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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